已经可以清楚察觉，我对现代主义的乡愁逐渐淡化
编辑： chenjujun 2018-10-02
-
4
在国外，当我开始翻开年轻作者的诗或小说，已经可以清楚察觉，我对现代主义的乡愁逐渐淡化。于我而言，在我阅读的定义里，1980年代崛起的作家就是属于新世代。尤其是见证女性作家大量出现于文坛时，我在内心告诉自己，现代主义的辉煌时期就要变成过去。迎面而来是一个松绑的时代，最能清楚感受的是，家国议题不再是那么严重。代之而起的，无疑是性别与族群的关切。余光中、白先勇的国仇家恨已经变成过去式，在斤斤计较的文字营造之际，总会注入浓烈的乡愁。当我开始接触女性文学、同志文学、原住民文学时，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巍然诞生。这种微妙的变化，正好为战后文学史发展做了精确的诠释。
我是一个晚归的流亡者，终于踏上海岛的土地时，新兴的都市纷纷诞生。我所熟悉的60年代、70年代城市，都已经归档在记忆深处。晚期资本主义终于改造了台湾的文化面貌，相应于这样的变化，读书市场也产生重大的变革。1992年回到台北定居时，才慢慢去熟悉新兴的作者群。张大春、平路、朱天文、朱天心、林燿德、杨照的作品罗列在眼前时，才终于强烈感觉我迟到了。我是属于受政治干涉的一代，但是在这些陌生作家的小说里，他们竟是干涉政治的一代。这样的翻转，也对我的阅读习惯造成极大挑战。他们是属于1950或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仅仅相距10年或20年，文字与美感的落差竟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