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德国1.列举在二战中德国统帅希特勒对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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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德国纳粹党于1933年开始执政后,推出了一连串的反犹太措施,包括于同年解雇所有犹太裔公务员。
其后,德国政府于1935年推出《纽伦堡法案》,并将犹太人的定义定为拥有一名犹太裔祖父母的人士,并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民身分及公民权利。德国并其后推出更严厉的措施,包括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发生性行为。截至1938年,犹太人已禁止从事大多数专业。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发动了一个反犹太集会,称为“水晶之夜”。
[编辑] 大屠杀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时的场景德国在1939年9月底吞并波兰后,就将其国及奥地利的犹太人迁徙到“普通政府”(波兰的内陆的地区)内的“犹太人强制性居住区”。当中,最大规模的强制性居住区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德国政府立令,要求居于在华沙的犹太人于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地区,并其后密封整个地区。继德国占领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地区,更多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
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其后德国想出用毒气这一种更“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少秘密警察的压力。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而后于1942年起则采用氰化氢来有效率地提高杀伤力。
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了六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了著名的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德国选择这些地点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以及它们并非重要的军事地点,因此德国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盟军发现的废弃齐克隆B罐子于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落实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犹太人通过货车车厢被运送到这六个集中营。除奥斯维辛外,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新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则会被送到毒气室。一般人或电影中对毒气室的错误认知普遍是,被处决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进入浴室后,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实际上德国人是将一种被称为齐克隆B的氰化氢杀虫剂金属桶从管道掷入毒气室中,桶中的氰化氢在室温中即挥发为毒气。
在1944年,纳粹德国加快了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也包括被德占领的匈牙利。
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发现了这些杀人的集中营。整个二战中,大约580万欧籍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死,约占欧洲犹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
纳粹德国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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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统治期间,纳粹德国在其领土各处建立了大量集中营。这一做法最初开始于1933年的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后,以关押政治犯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由于在1930年代德国经常不经审判就对政治反对者和其他人员进行关押,所以集中营在这一阶段发展迅速。
起源
集中营这一概念源自于英国在第二次布尔战争后中的做法。纳粹的集中营(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基本问说明的对象)与“死亡营”(德语:Todeslager)的性质不同。死亡营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波兰人等民族。
种类
劳动营(labour camps)
中途营(德语:Durchgangslager,简称德语:Dulag)
战俘营(POW camps)
“康复”营(rehablitation or re-education camps)
人质营(hostage camps)
灭绝营(德语:Todeslager/英语:extermination camps)
门格勒
奥斯威辛集中营
门格勒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担任军医。他执掌集中营生杀大权,决定送进营区的犹太人是被送进劳动营从事劳动、或是送进毒气室毒杀,因此被人称为“死亡天使”。门格勒尽可能“消灭”不能劳动的人,并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四十万人惨死在他手下。他曾强迫受害者接受药物注射,试图改变他们的眼睛的颜色或使他们绝育;他还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并在不施予麻醉的情况下对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3]
卡尔·皮特·瓦内特(Carl Peter Værnet,1893年4月28日-1965年11月25日)
是丹麦籍党卫队主要成员之一,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他通过向集中营中的同性恋囚犯的睾丸处注射合成激素来尝试“根治”同性恋[1]他的研究经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批准。
布痕瓦尔德时期
1944年的六月至十二月期间,瓦内特对17名男性囚犯进行试验,通过手术给他们安置了一个人工腺体。尽管没有囚犯因此直接死亡,但至少两人因为感染而丧命。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名参与实验的囚犯曾被去势。他的研究被认为没有结果的,并且纳粹统治者很快就对他的研究丧失了兴趣。
灭绝营(德语:Vernichtungslager)和死亡营(Todeslager)一般都会被混合使用,并具体指用来作种族灭绝的营地。
一般来说,死亡营是一个设立来杀害犯人的集中营。它们不是用来进行惩治犯罪行为,而是用来促进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于被占据的波兰所建的灭绝营[2]。此外,“灭绝营”有时也被政治示威者夸张地用来形容他们想嘲笑的监狱营地。
纳粹德国灭绝营不同于纳粹集中营,如达豪集中营及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大多是用来监禁犯人的地方,如不同“国家的敌人”(纳粹会把他们被认为不可取的人都标志为国家敌人)奴工。在最初几年的纳粹大屠杀,犹太人主要被送往这些集中营,但从1942年起,他们则大多被递解到灭绝营。
灭绝营也不同于劳动营,劳动营被建立在所有被德国占据的国家,去劳役不同的犯人劳工,包括战俘。很多犹太人都在这些劳动营工作至死,但无论犹太人劳工多么勤劳,于德国的战争有多大用处,他们最终都注定被灭绝。在多数纳粹营(除了非苏联士兵战俘营和某些劳动营),营内的死亡率之高都是基于执行死刑、饥饿、疾病、疲劳过度,和极端的暴虐行为,然而,只有灭绝营是“特别”专用来集体屠杀的。
灭绝营与集中营在德国人自己来看是有分别的(虽然没有在营地正式的表态过)。早在1942年9月,党卫队医生目睹了整个毒气毒杀过程,并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无端称奥斯威辛(das Lager der Vernichtung)为灭绝营!”[3]阿道夫·艾希曼的一名代理人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于纽伦堡审判被审问时,他被问及灭绝营的名称;他的答复提及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当被问到“你如何分辨毛特豪森、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个“死刑执行者”回答是没有,于艾希曼部门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般的集中营。[4]。
[编辑] 营地
往灭绝营的主要驱逐路线以下是纳粹大屠杀时于波兰的六个纳粹灭绝营:[5]:
奥斯威辛二号(Auschwitz II)
切姆诺灭绝营(Chełmno)
贝尔赛克灭绝营(Bełżec)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Majdanek)
索比堡灭绝营(Sobibór)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
奥斯威辛和切姆诺位于被德国占据的波兰西面;其他四个位于普通政府地区。
其他死亡营,较少人知的有Maly Trostenets extermination camp,位于现在的白俄罗斯或以前Lokot Republic附近。华沙集中营的杀戮程度和性质仍然是备受争议的事项。
“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被纳粹党用来形容集体杀害欧洲的犹太人。这个行动决定于1942年1月的 万塞会议,并在艾希曼的管理下执行。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灭绝营都是在莱因哈德行动时建立的,作为灭绝波兰犹太人的假名。
奥斯威辛二号和马伊达内克灭绝营都有劳动营,莱因哈德行动营和切姆诺灭绝营则是“纯正”的灭绝营,换句话,它们是独立建立来专门杀人的,目标主要是犹太人,被送至这里的人在抵达营后的几小时内便会被杀害。而没有立刻被杀的则是用来兼作奴工,他们直接联系于灭绝程序,例如从毒气室移走尸体。由于只需极少的房屋和支援设施,这些营的面积都很小,每边只有几百平方米。而被送至营的人只会被告知,这里是一个中转站,之后他们会被再迁往更远的东方或工作营。
除了犹太人,也有其他人在这些营被杀害,包括了很多非犹太人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
[编辑] 受害人数
现今估计死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犹太人约510万人,其中小孩占一至二百万;吉普赛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则占约50万。犹太人大屠杀杀害了当时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欧洲犹太人的三分之二,波兰犹太人的90%。
死于各死亡营的人数估计如下:
奥斯威辛-比克瑙:约110万人[6]
特雷布林卡:至少70万人[7]
贝尔赛克:约43万4千5百人[8]
索比堡:约16万7千人[9]
切姆诺:约15万2千人[10]
马伊达内克:7万8千人[11]
Maly Trostenets:至少6万5千人[12]
以上总计超过250万人,其中占了超过80%是有犹太人。因此这些营占了被德国纳粹所杀的犹太人的一半,也占了波兰犹太人被杀者的大多数。
[编辑] 波兰方面的回应
波兰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和无数的波兰组织以及1989年后的波兰政府,都将把纳粹在被占领的波兰设立的灭绝营称为“波兰死亡营”的说法归因于对历史的无知或恶意的行为,并一直反对使用。他们建议使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纳粹)死亡营”的说法:波兰于1939年的波兰战役败于纳粹德国,其政府并流亡到伦敦,也没有任何波兰傀儡国家与纳粹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勾结,至于决定把灭绝营建于波兰也是德国单方的决定。而将营地建于被占领的波兰的原因很简单:
东欧的整个铁路系统因纳粹的战争计划下已经不堪重荷。纳粹德军不可能在东线战场的后方采取用成千上万的列车远程运送犹太受害者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而只能“就地解决”)
灭绝营需要对德国公民极度保密。
与民间信念不同的是,波兰战前的反犹太主义没有影响到德国的决定。任何协助藏匿犹太人的行为都会招致死刑。如果家中被发现有藏匿犹太人,所有的家庭成员均会被处以死刑。这即使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来说,也是最严厉的法例。尽管如此,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颁授的“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冒生命危险的在大屠杀期间去拯救犹太人,而死在纳粹手中的非犹太人)名单中,波兰人是最多的。Szmalcowniks,战前波兰的公民,除了勒索犹太人和藏匿犹太人的人之外,还以其他方式协助纳粹灭绝犹太人,被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和其他波兰抵抗组织(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视为通敌者,后来被处以死刑。
[编辑] 营地的运作
灭绝营里虽然有很多人是死于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但是主要的屠杀方法是利用毒气室来杀人。奥斯威辛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于战后曾写道:很多“立即执行小组”(Einsatzkommando)的人在参与集体枪杀后,由于“无法再忍受涉步于血中”[13]都变疯了或自杀。而被杀者的尸体会被放于营内的火化炉火化(除了索比堡灭绝营,那里会于营外的(火化用)柴堆火化),而其骨灰则会被埋起或撒开。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那里的尸体由于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处置办法是将尸体放于由德国公司Topf und Söhne专门设计的炉窑火化,这些炉窑几乎是日以继夜没有停顿地进行火化。
每个营的运作略有不同,但是都是设计来有效率地屠杀人。例如党卫军医务上尉Kurt Gerstein,表明了一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时于营内所见的事情。他形容他如何于1942年8月19日抵达贝尔赛克灭绝营(在那时,营地仍然用主要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室的毒气),有人自豪地叫他看看塞满45个车厢的6700名犹太人下车,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其余的都是赤身裸体地步向毒气室,他说:
Hackenholt下士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使引擎转动,但是引擎始终不动。接着Christian Wirth队长走过来。我看得出他害怕,因为我出席了一场灾难。是的,我看到这一切,我等待。我的秒表显示一切,50分钟,70分钟,柴油始终没有开始。人们在毒气室内等待。徒劳的。可以听到他们的哭泣声,“像在犹太教会,”Pfannenstiel教授说道,他的眼贴近木门的窗口。Wirth队长愤怒地鞭打了乌克兰助手Hackenholt,十二次,十三次。经过2小时39分钟,秒表记录这一切,柴油开始了。直至此刻,被关在这四个稠密毒气室的人还活着,4乘750人在4乘45立方米的室内。25分钟又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死了,因为毒气室内的电灯内点亮了几分钟,所以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情况。又28分钟后,只有少数人仍活着。最后,32分钟又过了,所有人都死了……牙医敲掉(死者的)黄金牙、齿桥和齿冠。在他们中间站着Wirth队长。他如鱼得水,并显示给我看一大个装满牙齿的罐,他说:“你自己看看那些黄金的重量!这仅是从前天至昨天。你无法想像我们每天发现的,银币、钻石、黄金,你将自己看到!”[14]
据霍斯说,首次用齐克隆B(蓝色的氰化物)来对付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以为只是去除虱子,但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将被杀死。因此在后来的毒气攻击,要花气力把“麻烦份子”分开,在不引人注目情况下枪毙。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 ,一组营地的囚犯被指派协助进行了灭绝,他们会陪同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直到门关上为止。此外,一名党卫军的卫会站在门口,以保持“安定人心的作用”。为了避免令囚犯有多余时间去思想其命运,会尽快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并由特别支队帮助那些可能会拖慢进程的人[15]。
特别队会和被毒气所杀犹太人谈及营地的生活,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许多犹太妇女当除去衣服后,会把其婴儿藏在自己的衣服的下方,因为她们担心消毒剂会伤害其婴儿。霍斯写道:“特别队的男官兵特别查找这些”,并鼓励妇女把其孩子一块带去(毒气室)。特别队的官兵也负责抚慰那些可能“因为害怕在如此怪异环境脱去衣服”而哭的小孩[16]。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欺骗所有人。霍斯讲述几个犹太人“他们要么猜中或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但他们仍“找到勇气去与孩子说笑和鼓励他们,虽然致命的恐怖场景就在他们眼前”,有的妇女会突然“在脱衣服时发出恐怖的尖叫,或拉扯自己的头发,或像疯子般尖叫。”这些都会被特别队的官兵立即带离现场去枪毙[17]。也有些人“在率领到毒气室前会透露其同种族仍藏匿人的地址[18]。”
当毒气室的大门被锁上,粉末状的齐克隆B便会从室顶的特殊洞子撒下。而营地的指挥官每次都会透过窥视孔来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和监督准备功夫和善后工作。霍斯说,被毒气杀死的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抽搐迹象”,奥斯威辛的医生把这归功于齐克隆B的“肺部瘫痪作用”,这确保了受害人在抽搐前死亡[19]。
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的官兵便会移走尸体,并取走其黄金牙齿和剃了尸体的毛发,然后把他们送到火葬场或窖。在这情况下,尸体会被火化,特别队的官兵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动“如山的燃烧尸体”,使火不断的燃烧。霍斯发现特别支队的惊人态度和献身精神。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霍斯说,其中许多特别队官兵在他们工作时都会吃东西,和抽烟,“尽管从事这可怕的焚烧尸体工作”。偶尔,他们会碰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从没有导致任何事件发生”。霍斯举例的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0]。
一些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卫军被送往至奥斯威辛营去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霍斯写道,虽然“一切他们所看到的都印象深刻”,但有些“之前最大声疾呼要执行这种灭绝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他们都沉默了。霍斯被反复问及如何能忍受这灭绝。他解释:“铁般的决定使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希特勒的命令”,但发现即使“很强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不希望和我交换位置[21]。”
[编辑] 尸体的运用
特别分队(党卫队特派司令部,sonderkommando)非常勤于掠夺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会拿去其尸体上的衣物、首饰、眼镜、头发、(补上的)金牙等任何能再用或循环再造的物件[22]。但是,也有其他令人怀疑的故事。有些人更声称纳粹以人皮来做灯罩,这是完全可能的,马丁·鲍曼的儿子,又称马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他曾看见一张用人骨做的椅子,和一本用人皮包着的书[23]。纹身的皮肤有时会被拆去,然后保留[24]。一个利用黑瓦洛部落的技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做的头盖骨,后来更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据[25]。
1
苏联要招聘一个飞行员,有三个人来面试,分别是德国人、法国人和犹太人。
苏联人询问他们说:先生们,请谈谈你们对薪金的要求。
德国人说:我要求3000美金,其中1000给妻子和家庭,1000用来购买保险,1000留给自己用。
法国人说:我要求4000美金,其中1000给妻子和家庭,1000用来购买保险,1000留给自己用,1000留给我的情人。
轮到犹太人了,他说:先生,请给我5000美金。因为你把这个项目给了我,其中的1000应该属于你,1000属于我自己,另外3000,我将用来雇佣一个德国飞行员来完成这个项目。
2
犹太人的孩子几乎都要回答母亲同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突然起火,你会带什么东西逃跑?”如果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那么母亲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无形、无色也无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应带走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随着你。”
3
手岛佑郎一一例举了犹太商法的32种智慧。这时,一个迟到的听众递上一张纸条,问什么是犹太商法。
手岛佑郎大声说:我在解释之前,先向你提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犹太人掉进了一个大烟囱,其中一个身上满是烟灰,而另一个却很干净,那么他们谁会去洗澡?
“当然是那个身上脏的人!”
“错!那个被弄脏的人看到身上干净的人,认为自己一定也是干净的,而干净的人看到脏人,认为自己可能和他一样脏,所以是干净的人要去洗澡。”
第二个问题,他们后来又掉进了那个大烟囱,情况和上次一样,哪一个会去澡堂?
“这还用说吗,是那个干净的人!” “又错了!干净的人上一次洗澡时发现自己并不脏,而那个脏人则明白了干净的人为什么要去洗澡,所以这次脏人去了。”
第三个问题,他们再一次掉进大烟囱,去洗澡的是哪一个?
“这?是那个脏人。不,是那个干净的人!”
“你还是错了!你见过两个人一起掉进同一个烟囱,结果一个干净、一个脏的事情吗?” 黑压压的听众一时寂静,只有手岛佑郎的声音在回响着:“这就是犹太商法,这就是《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的灵魂!穷是一种切肤没齿的感受,富是一种矜持倨傲的状态。穷人赞羡富人积累财富的结果,却忽略了富人通达财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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